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这章要义在于：为政之道，在于“举直错诸枉”，把正直、公道、合乎仁义的人与事放在高位，把偏邪、徇私、损人利己的放在低位，百姓自然心服；反之，则民心不服。 以此观之，强国若以自家规则压人，使弱国在生计与尊严之间不得两全，这便不是“举直”，而是“举枉”——把强权私意凌驾于公义之上，把一己之利错置于万民之上。孔子说“民不服”，今日国际社会亦然：真正的强权边界，不在武力与财富，而在是否守礼、行义、立信。若以势凌人，虽可逞一时之威，终究失道寡助；若以仁恕相待、以公约共治，方能服远。 至于受压迫者，当效法君子之姿：不失修身之本，不坠家国之志，不卑不亢，守义不屈。面对不义，不必以暴易暴，落入“小人”之争；而当以智明辨、以礼自持、以信结盟，联合天下正直之力，使枉者不能久据其上。尊严不在屈膝求生，而在守正待时。记住，直道虽暂时被压，终能行远；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这句经文要义在于：民心之服，不在权位之久，而在用人之公；公则民服，枉则民不服。 鲁哀公问孔子如何使百姓心服，孔子答以"举直错诸枉"，即提拔正直之人，使邪枉者退避。此乃为政之本，亦是久任者最当警醒之处。长期执政者初时或被寄予厚望，若日久之后，所用者非贤，所行者非公，亲小人而远君子，则民心自然离散。反之，若能始终如一，举贤任能，去邪存正，虽居位日久，民亦安之。故"久任"本身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是否以公心治国、以正道用人。更替亦非必然之善，若更替之后仍是枉者上位，民亦不服。真正的伦理在于：掌权者须常怀敬畏，以修身为本，以选贤为要，使权力成为服务百姓之器，而非私己之具。如此，则久任可安，更替亦可顺，民心自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