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

先说原文要义。石碏之意，不在州吁一人之恶，而在揭示一个因果：骄奢淫佚四端，皆因宠禄太过而生。君子爱子，当以义方教之，使之知礼知度；若听其放纵而不加禁绝，便是养祸于今日。州吁后来果然弑君，正应了石碏此言。所谓春秋之义，不在记载一人之败，而在让后人看见，那些该出手而不出手的人，和那祸根本身，同有罪责。 再看这件事。一个人将全部身家押在虚幻的追捧之上，若只看他是自作自受，便辜负了这件事真正的教训。平台设计机制，引他一步步加注而收其血本；旁观者见其癫狂而只作谈资笑料，无人出声拦阻。这便是「公弗禁」三字的本相。庄姜恶之，仅止于恶；石碏谏之，方为有义。恶而无言，与不恶何别？世间多少祸事，不是一个人坏下去的，是一群人看着他坏下去的。今日若仍以「他自己愿意」为由袖手旁观，便是重演那段旧事，到头来，祸不在一人，在满座无声。

原文说的是，州吁是受宠之人所生之子，卫庄公纵其好武而不加约束，石碏便进谏：疼爱子女，当以道义教导，使其不入邪途；骄横、奢侈、纵欲、放纵，皆因宠禄太过而来。 回到你所问的家庭暴力之事。凡家中暴戾之气，并非凭空而起。施暴者一味逞凶，不知收敛，是「骄、淫、佚」三端俱备；受害者隐忍不言，任其滋长，恰是「宠禄过也」的另一面；旁观者明知其事而缄口，犹如卫庄公「弗禁」，以「家务事」为由推诿，实则助纣为虐。三者皆有过失，只是轻重有别。家事二字，绝非暴力的遮羞布。家族乃礼义之根，若此处纲常废弛、纵恶失教，则祸不旋踵。君子曰：家中暴力，从无「私事」可言，每一次隐忍与旁观，都是对下一次暴行的默许。

这一段记载了卫桓公溺爱庶子州吁，纵容其好武骄纵，大臣石碏进谏的始末。要义在于「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宠爱不是错，但若任其骄奢淫逸，便是害他。名誉是表，技能是里；众人仰望的光环是虚，自己能踏实行事的本事才是实。当年州吁以宠臣之子自居，不学治生之能、处世之方，结局众叛亲离，身死国乱。可见，名校的光环若不化作真才实学，便是石碏所说的「宠禄过也」——恩泽太厚，反而成了祸端。人这一生，名誉会随浮名散去，唯有一技傍身、踏实谋生的底气，才能在风雨中站住脚跟。择路之时，不必问这条路旁人怎么看，要问这条路自己走不走得稳、能不能养活自己、值不值得托付终身。

「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此八字乃春秋论父子之纲纪，石碏以冷峻史笔，刺卫庄公纵子之失，遂使州吁日后弑君篡位，身死名裂，其祸根在于「宠禄过」而非「教之义」。 今之父母以「为你好」规划子女人生，初看若「爱」，细察则近「宠禄过」之弊。盖「义方」者，非强加己志，乃授以立身之道、择善之方；若代其抉择、囚其志意，是「纳于邪」而非「教以义」。州吁之祸，正由「公弗禁」而「弗教」所致，父母之控制欲，与卫庄公之溺爱，春秋之意，同归于「失教」。 至于「孝」之边界，春秋重「双向之义」：父慈在前，子孝在后。庄姜恶州吁，石碏谏庄公，皆非「无条件顺从」也。君子曰：孝非盲从，乃以义相承。子女以「自我实现」抗拒，若其志合于义、不涉骄奢淫佚，则父母当反躬自省——汝之规划，果为「义方」，抑或借「慈」行「控」？因果之链，往往父母以爱之名行禁制之实，遂激子女之抗，两败俱伤，此春秋所谓「自取其祸」也。 是故，孝与自主之界，在「义」之一字。父母教子以义方，子女择善而固执，各尽其分，则慈孝两全；若一方越界，则州吁之弑、石碏之谏，皆前车之鉴。春秋之意，一字寓褒贬：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

"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此八字乃石碏谏卫庄公之语，春秋之意，深戒宠禄之过也。州吁以嬖人之子而得宠，好兵戈之事，庄公弗禁，遂启骄奢淫佚之端，此所谓"纳于邪"也。初，石碏知宠禄过则为祸之阶，非不爱子，乃知爱之正以害之深也。是故君子曰：知止者，守义方之界限，使所行不逾矩；妄动者，借默许之隙，以工具为筹码，实乃纵邪之渐耳。今人以"默许"为情感攻略之器，初若不经意，遂成操控之局，此正州吁之"有宠而好兵"也。对方弗禁，非真弗禁，乃不知禁；不知禁，则邪日长而义日消。春秋书此事，贬庄公之失教，责州吁之恃宠，一字寓褒贬，示后人以祸福之因果：真"知止"者，于默许处见分寸，于暧昧处立界限，不使工具化为筹码，不令情感沦为兵戈；若借"默许"以行攻略，则是以弗禁为策、以纵容为术，终必如州吁之祸，弑君而身死，为天下戮。德之所在，义方为先；祸福之门，宠禄是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