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君子曰：「胜负之机，系于一念之差。」宋襄公于泓水之战，非不知战机，乃以「仁义」之名自蔽，失于迂执。司马屡请击之，皆遭拒；待楚军既成列，方一战而溃，身受重伤，门官尽殁。此非天祸，乃人祸也。襄公之失，在于以虚名废实利，以主观之义掩客观之势。 君之所问，人生的重大抉择，粗心与认知不足之失，当自负其责乎？抑当求助于外乎？窃以为，二者皆有所偏。天下事，未有全凭一己之力可成者，亦未有推卸于众而可免咎者。宋襄之败，盖因其执己见而拒人言，以「不忍」之名掩其「无能」之实。真正的智者，必内自省其过失，外善纳众人之言。失误既成，则勇于承担，此为担当；事前，则广开言路，慎思明辨，此为智虑。社会援手，可为辅翼，不可为根本；个人承担，乃是脊梁，不可卸于他人。若一味推责于众，则如宋襄之「未可」，终至门官歼焉，身伤股矣，悔之晚矣。是故，君子处大事，必先正己心，后借人力，内外兼修，方免「既陈而后击」之悔。

这一段讲的是宋襄公的悲剧。宋国与楚国在泓水交战，楚军渡河未半，子鱼两次建议趁机出击，宋襄公不许；待楚军布阵已毕，宋军才出击，结果大败，自己伤了股肱，亲卫尽殁。这正是「不鼓不成列」的迂执招致的祸患。 你问敬畏与冒险的边界在哪里，这问得切中要害。敬畏不是畏缩，冒险不是莽撞，二者的分野在于「时」。宋襄公口称仁义，实则不识时务，眼见战机稍纵即逝仍端坐等待，名为敬畏天道，实则自负于名声。真正的敬畏，是知道天地自有不可测的深浅，因而行事谨慎；但谨慎不是坐失良机，而是在洞察形势之后，以万全之策进取。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讲的都是在敬畏与进取之间找到恰当时机。 君子曰：敬畏是心，审时是眼；有敬畏之心而无审时之眼，便是宋襄公的殷鉴。人处天地间，当知有所不为，更当知有所必为；若以「敬」之名行「怠」之实，则灾祸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