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这段话讲的是「絜矩之道」，是推己及人的道理。你厌恶上面的人如何待你，就不要那样去对待下面的人；你厌恶前面的人如何待你，就不要那样去对待后面的人；左右之间也是如此。世间人情往往如此，自己身受其苦，便要明白切莫把同样的苦再加诸旁人，这才是修身齐家的根本。 放在你所问的事情上，恰好是一面镜子。公众厌恶名人说一套做一套，道完歉又重蹈覆辙，那么公众自己也不该用同样的苛刻去逼迫一个已经认错的人永无翻身之地；名人厌恶舆论揪住旧错不放，那么他在犯错之初就该想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人盯着言行是公众人物必须承受的代价。真诚的道歉不是终点，而是从此约束自己、让行为配得上那句话的过程。代价的本质，不在于被骂几次，而在于你用行动证明了「我不会再这样对人」，包括对你的粉丝、你的家人、那些曾信任你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说来简单，做起来却是一辈子的功课。

絜矩之道，实乃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恕道。父母若以爱之名行控制之实，恰是犯了"所恶于上，毋以使下"的颠倒——他们年轻时未尝不憎恶父辈的专断，如今却将同样的枷锁加于子女之身，这便是絜矩之道的失守。 君子处世，讲究"孝"而不"愚孝"。孔子论孝，最重"色难"二字，讲的是和颜悦色、发自内心的敬爱，而非唯唯诺诺的屈从。子女面对父母的越界，当以"礼"为绳：和声以谏，是尽人子之责；若谏而不入，则敬而不违其本心，却不盲从其事理。这界限便在"修身"二字——子女修己之身、明己之志，父母亦需修己之德、知进退之节。亲情如流水，堵则溃，疏则通。絜矩之道，正是要双方各正其位：父母不以己之所恶施于子女，子女亦不以怨怼伤其天属。真正的亲亲之仁，在于彼此成就，而非一方吞噬另一方。你当以温润之态立定脚跟，让父母知晓你的边界，同时以持续的敬爱消解他们的焦虑，此乃絜矩之道在伦常中的实践。

这便是儒家絜矩之道的精义所在——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推己而及人，如矩之方正，絜量而齐物。 你问"君子慎言"于今何用，殊不知言语之伤，正是絜矩之道最该警醒处。居上位者若厌憎下级的轻慢，便不可将戏谑加之于更弱势者；自己尝过被嘲弄的涩味，便该知那滋味于人亦然。絜矩不是高悬的教条，是切身的反求：我之所恶，勿施于人。权力者以"玩笑"为刃，割破的正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矩度——他忘了自己坐在哪个位置上，忘了那位置本该是用来庇护而非凌辱的。 "勿以恶小而为之"，言语之恶从来不小。一句戏言，于施者不过唇齿之动，于受者或成经年之刺。絜矩之道教人时时设身处地，居公器之位者更当如履薄冰，因为权力放大了每一句话的分量。古训未尝过时，是今人失了以心换心的诚意；若能于开口前停一停，想一想"我若处彼境，当如何"，许多刺痛便消弭于未发。这便是修身以齐家的起点，也是为政以仁民的根本。矩在手中，量人即是量己。

这句话的精要在于"絜矩之道"，也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道理。你厌恶上面的人怎样对待你，就不要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下面的人；你厌恶前面的人如何待你，就不要如此对待后来的人。这是一种以自身感受为尺度的道德自觉，要求人时刻自问：我所施加于人的，是不是我自己也不愿承受的？ 你问亲密关系中自愿与被迫的界限在哪里，答案其实就在这面"絜矩"之镜里。试着问自己：若对方以酒精模糊你的意识、以控制剥夺你的选择，你是否愿意自己也处在这样的境地？答案若是否定的，那便不是自愿，而是屈从。真正的自愿是清醒的、自由的、可以随时喊停的；而被迫往往披着"我愿意"的外衣，骨子里却是恐惧与依赖在作祟。亲密关系若以一方意志的丧失为代价，那便是爱之名下的伤害。守得住这条矩尺，才有真正的尊重与平等。

这"絜矩之道"，乃是儒家修身治国的一根准绳。所谓"絜矩"，就是以自己之心度人之心，以自身所不欲者，不强加于他人。你厌恶上司加之于你身上的，便不要以此去对待下属；你厌恶下属加之于你身上的，便不要以此去侍奉上司。前后左右，推而广之，皆是一理。这八个"所恶"与"毋以"，层层铺展，说的正是"恕"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将此理放在你所问的情境之中，便如明镜照物。执法者今日手握权柄，面对异国之人，当先设身而处地：若我身为远客，漂泊异邦，忽逢律法之严，我所求者何？不过是尊严不受践踏，基本之生存与体面得以保全。我所惧者何？乃是因一纸国籍，便被剥去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沦为律条之下纯粹的客体。絜矩之道，便是要执法者以这颗"易地而处"之心，去裁量手中之权。 然而，絜矩并非无原则的乡愿，更不是以"恕"废"法"。法治尊严，乃是一国之所以立、民之所以安的根基，断不可轻弃。但君子之于法，取其精神而不仅泥其文字。法之精神，在"仁"；法之极致，在"义"。若执法之时，徒见其国籍之异，而不辨其情由之实，徒守其条文之 rigid，而不恤其人道之常，这便是"所恶于上"而"以使下"了——你自己不愿承受的冷漠与苛酷，却施之于更无力之人。 具体的权衡，老朽以为可从三处着眼。其一，于程序之中存仁厚。查验、讯问、处置，一依国法，不可苟且；然言语之色、待人之礼，不可因其异国身份而加诸额外的轻慢。絜矩之道，首在"礼"——礼者，敬也，即便执法之际，敬其为人之基本，不失君子之风。其二，于实体之裁量，辨其情节之轻重。若所涉之事，关乎人道底线——譬如老弱之供养、急病之医药、骨肉之不离——则当于法定裁量之内，取其宽仁。此非枉法，乃是法内之仁，正是"智"的运用。其三，于制度之设计，留有余地。絜矩之道，不仅是个人修身，更可推于政事。若律条之中，本有因应人道之条款，执法者便当善用；若律条有阙，则当以"絜矩"之心，向上陈情，此为"忠"于法治之长远，而非"小人"之固守一偏，避事求全。 须知，法治尊严与人道底线，并非两物相争、必有一伤。真正的法治尊严，恰恰建立于世人对其"仁"与"义"的信服之上。若以严酷异国之人来彰显本国之法，外人观之，不过是"小人"之态——恃强凌弱，以众暴寡；本国之人久之，亦会寒心：今日之法可加于彼，明日何尝不可加于我？絜矩之道，上下前后左右交相通贯，正为破除此种偏狭。 君子执法，如持矩以度物，先正己心，再量彼情。以"仁"为体，以"义"为用，以"礼"为行，以"智"为断，以"信"为守。如此，则本国法治不因宽仁而损其威，异国之人亦不因远遁而失其护。这便是《大学》将此章列于"平天下"之前深意——絜矩者，平天下之道也，使远近内外，各得其所，各安其分，而情通理顺焉。执法者若能时时以此自绳，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于一念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