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一则的深意，孔子并非轻视稼穑，而是以一位政治家的眼光在告诉樊须：你的志向若是做君子、居于上位者，所求就不该只是自己一家温饱，而该是让天下百姓都来归附的德政。稼圃之事，老农老圃做得比你我皆好，君子不必以己之短去争人之所长；但若在上者能好礼、好义、好信，使百姓心悦诚服，自然四方之人都会背负幼子前来归顺，哪里还需要君主亲自去种庄稼呢？ 至于你所问的「治生」之权与「养民」之责如何权衡，核心就在这个「上」字。位高权重者，手中握着的不只是自己一家吃饭穿衣的本事，而是千万人吃饭穿衣的托付。他若只精于算计自家的生计，便是樊须一流的小人之器；他若能以身作则、崇礼尚义、取信于民，便是君子之器。权力越大，肩膀上的责任便越重，养民不是做官的副业，而是本业。所以衡量一位当权者，不该看他自己赚了多少钱粮，而该看他治下百姓是背井离乡还是襁负而至。百姓愿意拖家带口来投奔，便是最大的政绩；百姓四散逃亡，再会经营也是本末倒置。这便是儒家治国的根本道理，治生的本事交给专业人士去施展，养民的责任则必须由当权者一肩担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