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这番话，核心在于一个"义利之辨"：那些只会替君主开疆拓土、充盈府库的人，若君主不向往道义、不立志于仁，他们所谓的"能臣"不过是助纣为虐的"民贼"。开疆拓土若以百姓困苦为代价，充盈府库若以民不聊生为根基，那便是让夏桀更加富裕、更加凶暴，哪里称得上什么良臣？ 放在今日的问题中，同样适用这个道理。一座城市的所谓"繁荣"，若以周边地区的凋敝、百姓的困厄为代价，那么那些为城市扩张出谋划策的决策者，恰恰就是孟子所痛斥的"民贼"。个人择城而居本是人之常情，但为政者若只看见眼前财政充盈、楼宇林立，却看不见被抽空的乡村、被边缘的群体，那就是"不志于仁"。真正的富强之道，在于仁义充盈而四海归心；舍此而求繁华，无异于替桀纣添砖加瓦，终究守不住一日的安稳。

原文揭出臣道之辨：所谓良臣，标准在于引导君主趋向仁义之道，而非以开疆拓土、充盈府库为能事。那些只知为君聚敛财富、逞强好战之人，名为良臣，实为助纣为虐的民贼。君主若不向往大道、无心于仁，而臣子只求满足其物欲与野心，这便是与暴桀为伍。任由此道风行，即便坐拥天下，也将危亡无日。 以此观照此事，那位被奉为英雄的运动员，其技艺之精、赛场之荣，皆是个人能力的彰显。民众因其在竞技场上的卓越表现而心生敬佩，本是人之常情。然而，一旦严重罪行之指控浮出水面，事情的性质便全然改变。此人若确实行恶不义，那他在球场上所向披靡的光芒，恰恰如同原文所言「充府库」「戰必克」之能，看似辉煌，实则与其德行毫无关系。情感上的认同不能代替是非上的判断，对技艺的尊崇更不能遮蔽对罪责的追问。一个真正的勇者，应当具备「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气概，敢于直面罪责而非借荣光遁形。而公众最该做的，不是急于在情感与道德之间寻找折中，而是先明辨事实，再以义为利为辨的准绳，让善恶各归其位。舍生而取义，才是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的根本；倘若因为某人曾带给我们片刻欢愉，便对其恶行网开一面，那便是孟子笔下「今之俗」的延续，与暴桀同途而不知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