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縱然披上「疾病」的外衣，於大人而言，依然是不義之行。精神疾病固然可憫，但可憫絕不等於可恕，更不意味著可以拿來替兇惡開脫。真正的仁政，不在於體恤行兇之人，而在於守護無辜之人的生命尊嚴。若因施暴者一句「我有病」，便輕縱其罪，那豈不是將受害者的血淚踩在腳下？法律的公正，絕非冰冷的條文，而是人心的天理；它要問的不是施暴者有多少可減之由，而是受害者有多少不可奪之尊。義利之辨，恰恰在此：捨棄受害者之尊嚴去成全施暴者之僥倖，便是逐利而廢義，非仁者所為。面對此等困境，唯有一念——守護無辜者、懲治行兇者、絕不讓正義向罪惡讓步——方為大丈夫之舉。

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不合乎礼之精神的礼，不合乎义之实质的义，有德者断然不为。 师者以戒立教，戒之初心本在成人，不在毁人。当众惩戒若使少年颜面扫地、尊严碎裂，此非教化，乃是借礼义之名行羞辱之实。真正的师道，必以恻隐之心为本，以羞恶之辨为界：学生之过，可正其行，不可摧其心；可示之以公，不可辱之以众。若以"为你好"三字便践踏人格，岂非"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教育者当自问：此戒，是养其浩然之气，还是折其大丈夫之志？是令其知耻后勇，还是令其耻至破罐破摔？仁政施于天下，师道施于童蒙，皆须以人为贵。惩戒之边界，不在形式是否公开，而在是否存有一颗不忍人之心。失了这颗心，规矩再严，也不过是冷酷的刑名；守着这颗心，即便责罚，也能让学生感其诚而改过迁善。师者，人之模范也，岂能以"戒"字为盾牌，行羞辱之实？此大人所弗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