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原文的核心在于孟子与齐宣王的一场关键对话：当臣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便会怨恨君主；可君主若只顾独享其乐，不与百姓同甘共苦，同样是错的。真正的王者，以百姓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以百姓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与天下人同乐同忧，这样的人若还不能称王于天下，是绝无可能的。这不是简单的施恩，而是位置与责任的统一，居于其位就要担其责、感其所感。 回到你提出的问题，公共文化机构本有其本位，公益二字之所以重，在于它承载着民众对公共生活的信赖。一旦这种机构借着"合作"的名义模糊了公益与商业的界线，把公共资源当作谋利的筹码，实际上就是抛弃了与民同乐、同忧的那份担当。民众不是看不出其中的算计，他们只是失望于本应服务自己的人转身变成了生意人。 信任从来不是凭空建立起来的，也不是靠几次声明就能修复的。公共机构若想重新站稳，就必须把民众的感受放在前面，公开透明地接受监督，让人看见公益依然是底色。否则，口号喊得再响，也不过是孟子所说的"不与民同乐"罢了，离真正的责任只会越来越远。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此仁心之所发，原不以疆界为限。孟子答齐宣王，明王者当与民同忧乐，推此心而言，天下之民本同此性、同此情，岂有因邦国交恶而遂泯其良知者？ 政治者，一时之权变；人心者，千古之常道。两国构衅，其责在上位者之失政，非匹夫匹妇之过也。若因庙堂之怒而绝闾巷之欢，是犹惩一人而罪其乡邻，何其悖于性善之理？四端之在人心，恻隐羞恶，放之四海皆准，韩人之哀秦人之丧，越人之恤吴人之饥，此天之所以与我者，非关符节玉帛所能隔绝。 今有人焉，于敌国之中见赤子将入于井，此心必怵然而动，岂先问其国籍耶？此便是仁政之端、大丈夫之操所在。虽千万人谓当绝交，吾往而与之言笑；虽庙堂下令禁往来，吾守此良知而不渝。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不以利害动，不以威武屈。若谓政治对立必吞噬人间善意，是将人降格为舆马器械，供上者驱策而已，此正孟子所深恶之"率兽食人"也。 然亦不可不辨义利：往来出于恻隐，则虽敌国可交；往来出于谄媚资敌，则虽同盟可绝。所执者义，所求者仁，则匹夫之善，亦可穿越干戈，如幽谷之兰，不以无人而不芳。舍生而取义者，未必皆在疆场；守此一念之仁，不令浇薄之政染吾清明，此亦舍生取义之微者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知此，则知善意之往来，正所以贵民、重社稷而轻彼一君之私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