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这段原文的核心，是在义利之辨上毫不妥协——孟子引《康诰》之言，杀人越货、贪利不畏死者，乃不待教化即当受诛之恶，殷周革命正是顺此天理而行，绝不姑息。以警觉换赏金，看似不过是钻利禄之缝隙，实则与那"杀人越货"之徒在根子上是同一货色，不过是怯懦与贪婪各占一半罢了。何谓义？义者，心之所安，事之所宜，是人皆有之的四端良知；何谓利？利者，私欲之逐，嗜欲之诱。当警觉本该用来挺身护民、见义勇为时，摇身一变成了换取赏金的筹码，这便是以义为饵、钓一己之私，把堂堂正正的浩然之气，贱卖成了蝇营狗苟的市井算计。世间多少祸患，并非起于明火执仗的恶，而是始于这种把良心明码标价的"小聪明"。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当养吾浩然之气，行吾仁义之道，岂可为一赏之微，而屈身于不义？若人人皆以义换利，则义将不复为义，国将不复有国。这便是孟子所谓"舍生而取义"——连性命都可舍，岂独区区赏金不可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