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此言要义在于：以"拯民于水火"之名兴师，若反行暴虐，则民心尽失、兵祸自招，仁政才是止乱之本。 今问普通人能否成为博弈筹码，此问本身便含痛切。当年齐王伐燕，燕民箪食壶浆以迎，本望脱于虐政，孰料齐师竟杀其父兄、掳其子弟、毁其宗庙——这岂非以万民为筹码，而筹码终碎于掌中？孟子厉声诘问"如之何其可也"，正因见透了此等行径：借"救民"之名行掠民之实，仁政不立而疆土倍扩，不过是积怨聚敌、自掘坟墓。 天下非畏齐之强，实畏齐之不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岂是虚言？若以百姓安危为交易之资，便是背弃"性善"之端、斫丧"四端"之苗，何异于自绝于"大丈夫"之道？真正的浩然之气，不在强权纵横，而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守义不屈。今日之博弈，若有人以个体尊严为筹码，天下人皆当如孟子般拍案而起：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众而置君——归政于民、复其尊严，犹可及止；若执迷不悟，则天下之兵皆动，谁非燕之遗民？谁无父兄子弟？舍生而取义，此义正在护佑每一个具体的人，而非将其碾作尘埃。

这句话出自孟子对齐宣王的谏言，讲的是齐国攻打燕国时，燕国百姓原本期盼齐军解救他们于暴君统治的水火之中，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然而齐军入燕后，却杀戮父兄、囚禁子弟、毁人宗庙、迁走宝器，这与暴虐何异？孟子厉声质问：如此行径，天下人岂不畏惧齐国的强权？如今齐国疆域倍增，若不行仁政，便是鼓动天下兵戈相向。他最后恳切劝谏：速速下令，归还老弱、停止掠夺，与燕国百姓商议，择立贤君而后离去，方才能挽回危局。 这番话的核心，正在于"征伐"与"仁政"的义利之辨。以武力得之，不以仁政治之，虽得地而失人心，虽胜而实败。所谓"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道出了天下百姓心中有一杆秤——他们迎接的从来不是强权的铁蹄，而是仁义的曙光。一旦这曙光化为灰烬，箪食壶浆便成了引狼入室，天下畏之、叛之、群起而攻之，此乃必然之理。 今日所问，法律与异国身份之碰撞，执法者当如何自处？这与当年齐师入燕的困境，何其相似。本国法治尊严，犹如齐之强兵；异国国民之人道底线，恰似燕之百姓。若以维护法治之名，行苛酷之实，便如同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虽曰执法，实与虐政无异。天下之人，岂无耳目？今日你以法律碾压弱者，明日他国亦可以同样逻辑碾压你的国民——此非"动天下之兵"而何？ 然则仁政并非无原则之退让。孟子何尝反对齐宣王征伐暴燕？他反对的是征伐之后的暴行。执法者之正道，在于区分"法治之体"与"法治之用"。法治之体，在保障人之尊严、维护社会之公义；法治之用，在于具体条文之执行。若以用害体，便是舍本逐末，便是以刀笔吏之苛察，害大丈夫之仁心。 具体而言，执法者当怀四端之心：见异国之人陷于法网，当有不忍人之心，此恻隐之端也；明法律之设原为护人而非陷人，当有不忍人之政，此仁政之端也；辨本国利益与普世道义之轻重，当有是非之智，此羞恶之端也；推己及人，思若己之国民处彼境地当如何，当有辞让之节，此礼义之端也。四端扩充之，便是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充塞于执法之间，虽千万人质疑，吾往矣。 所以，面对此般困境，执法者当以三事自勉。其一，法律之解释与执行，当有最小伤害之原则，能宽则宽，能缓则缓，能助则助，不可借法律之形式，行排斥之实。其二，程序之中当留人道之门，使异国国民有申诉、有救济、有尊严生活之可能，不至于一旦触法，便坠入深渊。其三，更当向上建言，若本国法律于此处有悖仁政、有伤天良，则执法者虽位卑，亦当据理力争——此非越权，此正是"民为贵"之实践，是舍生取义之精神在法治时代的回响。 须知，天下之人，非以国籍分高下，乃以仁暴别是非。一国法治之尊严，不在其条文之森严，而在其精神之正大。能使异国之人亦感其公正、亦服其仁厚，此方是"王师"气象，此方是大国风范。若不然，箪食壶浆之迎，转瞬可为同仇敌忾之拒，强权之盛，不过昙花一现，而仁政之亡，遗臭万年。执法者手握权柄，可不慎欤？可不慎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