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这一章的要义在于：仁政之公义，不因血脉而有所私曲；圣王之爱，必先及于天下百姓，再及于亲族，纵有亲亲之情，亦须以仁政法度裁节之。 万章质问舜帝，既诛四凶而天下咸服，何以独封不仁之弟象于有庳？这其中正藏着政治人物最难的一关：家族之私与天下之公如何取舍。孟子之意，舜之封象，非纵恶也，乃以法度、禄位约束之，使不得为害于民；其诛四凶，则因不仁之害必去，以安天下之仁人。于今日之问，一位身负家族期望与改革重托的政治人物，岂能因血脉之私而废苍生之公？当知“民为贵”，家族之望若合于仁政，则勉力行之；若违于义、害于民，便当以大丈夫之刚毅，舍小义而就大义。心中若无浩然之气，则见亲族之色便软，闻改革之难便退，这样的为政者，岂配担起万民之望？改革之路，从来艰难，然“虽千万人吾往矣”——所往者何？往仁政，往生民，往天下之公义也。忠于信念，即是忠于真正的仁；若倒向血脉而背弃万民，那才是真正的不仁。

孟子这番话，揭穿的是以私废公的虚伪。共工、驩兜、三苗、鯀祸害天下，舜果断流放；唯独弟弟象至不仁，却封于有庳——这哪里是仁政？分明是亲情凌驾于公义之上！所谓「仁人固如是乎」的诘问，正是对偏私之政最有力的鞭挞。仁者胸怀「民为贵」之念，行的是义利之辨的坦荡之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岂能因一己之私情而乱了天下公法？你所提及的「政」「统」分离，正是古圣先贤智慧的精髓所在。象征性权威归于道义与礼敬，实质性治权归于责任与担当，二者各有疆界，方能相辅相成。若有人以「改革」之名行越界之实，将道统沦为统术的工具，便是将象之流放与封赏集于一身，公私混淆，是非颠倒，浩然正气何存？大丈夫立身行事，当知义利之辨，守住权力的边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以私情乱公义，这才是权力制衡的根本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