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這是孔子對「士」的第一等要求——為人處事要知道羞恥，出使四方能不辜負君主的托付。緊接著還提到「言必信，行必果」，可見真正的從容，從來不是冷漠，而是有羞恥之心、有擔當之義。 你問的這位「談笑如常」的人，關鍵不在於他是否真的心安，而在於他心中是否有「恥」這個字。孔子把「恥」放在士的首位，正說明這是做人的底線。集體受辱，旁人皆以為恥，唯獨他泰然自若，這恰恰暴露了他對同伴苦難的麻木。一個人若真正有修養，便懂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更能推己及人，將他人的困境視作自己的困境。 孟子後來講「無惻隱之心，非人也」，說的是同樣的道理。個體的心安若建立在對群體苦難的無感之上，這份心安便不是修養，而是冷漠的別名。真正值得敬重的從容，是在風雨中仍能守住良知，內心有所不安，有所不忍，進而有所擔當。

"行己有耻"四字，乃是儒家立身之本，意谓人当以羞耻之心约束自身，知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不因外物扰动而失守内心的分寸。 观今日群情之汹涌，往往以"国家荣誉"为大纛，将千斤重担系于一人之身，复以"集体"之名行摧折之实，此正孔子所讥"斗筲之人"的伎俩——器量狭隘，借众势以逞私意，何曾真懂"士"的风骨？子贡问"士"，孔子首重"行己有耻"，次及"不辱君命"，可见尊严先于事功，修身重于徇人。若群情逾越边界，以羞辱个体为祭品，则所谓"集体"已沦为"小人"之聚，"硜硜然"固执于褊狭，非"言必信、行必果"之信义，而是借众暴寡之怯懦。 君子处世，当如孔子所言"和而不同"，群情可畏，不可媚；个人尊严，不可夺。若以"荣誉"迫人自辱，以"集体"掩己之非，此非爱国，实乃误国。士之行己，贵在知耻——知辱人之耻、摧人之耻，自身便已先失其耻。修身以立，而后可以观天下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