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鬥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以"责善"之礼强求于至亲，恰是戕害恩义的根本。章子出妻屏子，非不爱妻子母之属，乃以不得近于父，故设心以为罪莫大于此，此其"实在"处，正是人子不忍之心、羞恶之端的发动。 今之公共人物遗产分配，组织程序若化为"责善"之具，以"公"之名行 dissecting 人伦之实，则"情"与"法"非真张力，乃伪张力也。真"法"本于仁政，必留人伦余地；伪"法"则以程序正义之辞，行拂人之性之事。那位"实在人"的退让，若出于"不得近"之惧、体制碾压之畏，此非美德，乃"不得近"之章子，被剥夺了"夫妻子母之属"而不得申诉，是体制之不仁；若出于"设心以为不若是则罪之大者"的自觉，知其不可而守其不忍，此正是大丈夫"浩然之气"——非谓战胜体制，乃谓不以体制之是非为是非，虽千万人程序在前，吾往于吾心之所安。 问其是美德还是生存智慧，此问本身已陷义利之辨的偏枯。孟子道性善，四端人人固有，岂有"无奈"之生存可与"自觉"之美德截然二分？当体制使人不得不"实在"，人犹能以"实在"守其不忍，此便是"民为贵"的微观实践——体制可以分配遗产，岂能分配人心中那点"不得近"之恸与"设心以为罪"之诚？此诚此恸，即仁政之种子，亦大丈夫之根本。